孤寂百年：与中国失之交臂的保守主义

孤寂百年：

与中国失之交臂的保守主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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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划：先知书店 | 文：愈嘉

1919年，巴黎和会召开，事关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理结果，直接引爆了国内的“五四运动”。

“五四运动”发起者之一的傅斯年，在示威游行前对学生说：“时不我待，我辈只能先行骑上虎背！”中国人迫切改变国运的心情可见一斑。

以“五四运动”为起点，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，继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，再次“开眼看世界”，寻求救国良方——

他们被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的激进主义所感染；被德国、日本后来居上的国家复兴所鼓舞；被苏俄改天换地的乌托邦主义所诱惑，并逐一模仿和学习，却在当代三大思潮之一的保守主义面前，望而却步。

对此，冯克利老师曾感慨地说，“五四运动”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——保守主义长期处于低潮，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在全世界狂飙突进，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，自然无法独善其身。

五四百年，让我们再次重温这个“古老的新思想”——保守主义。

非自由，不保守

中国语境下的“保守”，是一个形容词——过时的，抱残守缺的，不思进取的。说一个人“保守”，头脑中浮现的，不是辜鸿铭梳着小辫儿的丑陋形象，就是冥顽不灵，阻挠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顽固派。

作为思潮的保守主义，“保守”是个动词——保护，守住的意思。保护，守住什么呢？——自由，能够扩展个人自由的思想、观念、制度，等等。

如果保守的不是自由，而是其他限制自由，甚至剥夺自由的东西，那就不是保守主义。非自由，不保守。比如，妇女裹脚，是传统，甚至被誉为“病态美学”，但却是保守主义所反对的。

保守主义，是保守自由的主义。那么，它和自由主义有什么不同呢？最显著的区别，是重视传统和经验，反对激进。

保守主义者更愿意从人类历史的大传统中，追溯自由的思想资源，而不是囿于本国的传统，尤其是本国自由传统少之又少的地方；保守主义者更相信自然演化的力量，对剧烈的社会变革，总是持审慎的态度。

说一个人是保守主义者，等于说他无比热爱自由，却又反对激进；说一个国家是保守主义的国家，等于说这个国家不敢标新立异，不敢动辄折腾。

以美国为例，印象中，美国的制度，是华盛顿、杰弗逊、富兰克林等国父们，在费城根据某个新思想，“设计”出来的新东西；但实际上，这些看起来非常新的制度，无一不是建立在早已有之的文明根基之上。

拉塞尔·柯克在《美国秩序的根基》一书中，将美国立国的秩序根基追溯到耶路撒冷、雅典、罗马、伦敦这四座城市：

· 基督教信仰源自耶路撒冷，国父把上帝的意图——“从压迫和奴役中获得自由”变成了现实。

· 乔治·华盛顿在权力顶峰，拒绝黄袍加身的治国范本，来源于雅典的梭伦——为国立法，缔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共和制的民主国家。

· 共和政体的宝贵经验源于罗马——个人的权力、少数人的权力，和多数人的权力，都必须被分立与制衡。

· 丰厚的自由传统来源于伦敦——财产权、大宪章、代议制等现代文明的基本制度，在美国立国之初就得以确立。

 “印象中，美国秩序是进化的、世俗的、科学的、现代的、民主的。事实是，美国秩序是保守的、宗教的、道德的、古老的、共和的——美虽新邦，其命惟旧。” 刘军宁老师说。

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——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思想家老子的观点，但和保守主义“反对激进、不折腾”的思想不谋而合。这再次说明，保守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智慧，真理，或者“天道”（老子语），是超越时空而相通的。

仍以美国为例。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，迄今200多年过去了，却只有27个宪法修正案，主体部分几乎没有改动。

保守主义重视传统，反对激进，但绝非拒绝变革。事实上，保守主义从不轻视通过渐进的变革，不断创发新的自由。只不过，对变革持有审慎的态度——不求完美无缺，而是“止于至善”。

止于至善

如果问这样一个问题，是否应该追求完美？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：当然。

然而，保守主义者会先问，是私人领域，还是公共领域？私人领域的事情，应该由个人自由选择；在公共领域，保守主义者既不相信完美，也不追求完美。

相反，保守主义认为，任何社会都混杂着善与恶，人类历史上从未缔造过完美的社会，未来也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、理想的社会。

保守主义不会承诺最好的东西，而是小心的去选择最不坏的那个。比如，丘吉尔说：“与其他制度相比，民主只不过是最不坏的。”

由善良的意图酿成的悲剧，在历史上屡见不鲜。

美国某些州为保障女性权益，曾规定：夫妻一旦离婚，无论错误在谁，丈夫都必须净身出户，还要给妻儿不低于之前生活水平的保障。

结果，美国出现大量可怜的男人：他们因妻子出轨而离婚，失去了婚姻、子女、财产，还要负债补偿前妻，许多人不堪重负，或流浪，或自杀；很多男性不敢再轻易结婚。看似保护女性权益，结果伤害了更多人。

法国大革命，为了建立一个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理想社会，不断消灭掉那些“对理想社会意志不坚定，革命性不彻底的人”。起初，牺牲掉了部分无辜者；再往后，温和派和中间派也要牺牲掉；最后，所有看起来革命不彻底的人，都要被牺牲掉。

被誉为“法国大革命之母”的罗兰夫人，也被送上了断头台，她在临死时说：“自由，自由，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！”

血腥动荡十五年后，法国大革命走向尾声。这场以追求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，妄图在人间建立天国的理想主义试验，最终以拿破仑称帝而告终。

砸烂“旧机器”，重建“新世界”的理想主义，为何必然走向暴力和激进，并最终失败？根本原因就在“人性不可强制改造”和“理性不可滥用”。

人性不可改造

什么是人性？如何看待人性？这几乎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，也是不同思潮最根本的分水岭。

人类有不可磨灭的“天使”本性，也有与生俱来的“魔鬼”基因；人天生既有同情、怜悯、友善、上进之心，也有自私、贪婪、嫉妒、懒惰之欲。

激进主义者，妄图改造或消灭人性中所有自私的、丑陋的东西，只保留无私的、美好的东西，为此，不惜付出代价。

苏联1920年代的“造就新人运动”，把大量青少年送入“教育实验基地”，强制根除他们人性中固有的“不高尚”因素，然而事与愿违，大部分人最后变成了呆若木鸡的废人。

保守主义承认和尊重人性，认为“人性亘古不变，人性不可改造”，但却可以通过改善环境，放大人性中的善，抑制人性中的恶。

好的秩序，比如承认和保护私有产权，既能激发人追逐财富的天性，也能抑制诸如不劳而获，甚至抢劫、均分他人财富的念想。

安徽小岗村“包产到户”的改革——承认农民的土地收益权，采取“超产奖励，减产赔偿”的规则，打破了之前“干好干坏一个样”的大锅饭模式，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，当年就实现了增收。

坏的秩序，会摧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。在这种秩序下，普通人即便作恶，也常常不自知、不自省，阿伦特将此称之为“平庸的恶”，这种恶无限累加，化为滔天大罪。

二战时期德国纳粹的刽子手艾希曼，战争失败后逃匿到阿根廷，隐姓埋名，妄图逃脱审判。当他被抓获时，让人们惊讶的是：鹰钩鼻子，眼睛不大，棱角分明的下巴，脸上挂着善意的微笑——这哪是一个杀人魔鬼，倒像身边的邻家大叔。

然而，他却是人间地狱——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长官，“煤气鸩杀”这一高效“杀人机器”的发明者。当他站在历史的审判席上时，却言之凿凿：“奉命作恶，罪不在我。”

纳粹之恶，是权力之恶放大人性之恶，纳粹的权力之恶，则源于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。与此相反，保守主义对权力保持怀疑。因此，不寄望出现一个完美而伟大的人，然后把权力授予他，而是尽可能的将各种权力分散，并且让权力监督权力。

理性不可滥用

哈耶克认为，人类社会中存在两种知识：

第一种知识，立足于理性构建，常运用于物理学、数学、工程等自然科学中。

第二种知识，立足于直觉和经验，它无法用精确的数据或理论模型来表达，常运用于人类社会实践中。

就构建一个良善的秩序而言，保守主义宁愿相信人的经验，而不盲从人类的理性。保守主义认为，人类的文明，源自集体的经验积累，而非理性，尤其是个别人的理性能力。

因为每个人的知识是局部的、有限的、不完整的，以此来解决庞杂的人类社会问题，是绝无可能的。

然而，人类天性中就有“滥用理性”的冲动。各种妄图以少数“聪明人”的理性，构建人间天堂的激进主义，历史上层出不穷。

工业革命后，人类社会的财富迅猛增长，但随之而来的，是贫富差距更加悬殊等社会问题的出现。为解决这些问题，各种“改天换地”的激进主义思潮迅速崛起，并在全世界蔓延。从法国到德国，再到俄国，最后是东亚，无一幸免。

有人说，20世纪的大部分灾难和悲剧，都是“理性癫狂的产物”。

今天，人类的技术水平再次登上了新的顶峰，“理性被滥用”的魔咒，再次笼罩着人类：

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，人类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，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；

大数据的普及，有人认为计划经济完全可行；

人工智能的发展，不断有人预言，“AI治国”将改造和颠覆现有秩序，以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......

哈耶克在《科学的反革命：理性滥用研究》中预言：“人类天然具有崇尚理性和乌托邦的冲动，随着未来科技的高速进步，一代又一代的人，会将‘致命的自负’运用于人类经济社会本身的组织设计中去，人类可能将永远无法摆脱乌托邦对个人自由的诅咒！”

100年前，科学曾是与民主并列的启蒙口号。今天，我们依然需要科学思维和技术进步，但更应该关注的，是人的自由；应该警惕的，是科学被滥用于伤害人的自由。

源于思想的观念与制度，构成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行动逻辑。

“五四运动”百年，我们欣喜地发现不少充满真知灼见的反思，但更希望多一种保守主义的视角，去反思“五四运动”及其100年来的历史。

100年前，从严复译介《群己权界论》，到章士钊等人创办《甲寅》杂志，保守主义在中国曾发出微弱之光，“五四运动”后，随着救亡压倒启蒙，保守主义黯然退场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洛克、埃德蒙·伯克、托克维尔、孟德斯鸠、阿克顿勋爵、哈耶克、拉塞尔·柯克等越来越多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作品被引入中国；

刘军宁、冯克利、王建勋、刘业进等本土保守主义学者，除翻译、引介西方保守主义经典之外，还出版了虽数量不多，却饱受好评的原创著作。其中，最有代表性的，是刘军宁老师的《保守主义》和王建勋老师的《驯化利维坦》。

两位学者，站在伯克等保守主义思想家们的肩上，思中国人所想，答中国人所问，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呈现给读者。他们的作品与西方思想经典一起阅读，相得益彰。

“保守主义已在中国登场。这一时刻具有重要意义，不仅对中国而言，而且对世界而言，因为它将有助于改变这个东方大国的命运。”王建勋老师如是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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